苦闷、烦躁和失落的时候：

我感到我仍然置身于这个世界，却又仿佛在另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我不断地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好像我就要消失，就要化为乌有。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浓雾环绕在我的四周，把我与整个世界隔绝开来。我知道巴威利就躺在我的身旁，但他却又不存在。我处于一种完完全全的，实实在在的孤独之中。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低声叫道，“所有的一切全都不对。”我知道我是在跟巴威利说话，奇怪的是，他并不在那里。他离我那么、那么遥远。

…………

我想抓住什么，不管什么，只要能使我不再坠入疯狂。我必须保持清醒，因为我明白我的孩子们不能没有我。我觉得只要我一撒手，我就会丧失理智。

琳达相信，1994年10月5日晚上，苏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对于联盟镇的许多居民而言，苏珊似乎在她过去年的生命历程里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她对某些人表现出其性格的这一面，对另一些人则展示出另外的一面。她时而温顺，听话，楚楚可怜，时而凶残，狡诈，处心积虑。难道就是她性格的这一面促使苏珊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推进了深不见底的湖水，仅仅为了讨取情人的欢心？

琳达曾带领全家专程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叩见托马斯·波普，他们想摸一摸公诉方的底。托马斯·波普倒是非常配合，他不遮不掩地亮出底牌：“我以为，对苏珊·史密斯最合理的处置就是，打入死牢，锁上牢门，再扔掉钥匙。”因为，托马斯·波普解释道，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案犯如果在作案时杀害了一个人以上，或者被害者是11岁以下的儿童，该犯即应被处以极刑。就苏珊·史密斯犯下的罪行，判两次死刑都富余。她手里有两条人命呵！而且还是孩子，而且还是她的亲生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一个连亲生孩子都不放过的人，她可能还有一点人性吗？

所以，当公诉方断然拒绝被告方所提出的以苏珊主动承认有罪，来换取0年有期徒刑，并永远不许上诉时，没有任何人觉得惊讶。

在苏珊一案正式开庭审理之前，法官威廉·霍尔主持召开了两天预审听证会，由公诉方和被告方律师论证，就苏珊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而言，她是否能够出庭受审，包括她能否遵循有关法律程序、能否理解对她的起诉和其他法律文件等。公诉方聘请的心理医生唐纳德·摩根博士曾在同年的4、5、6三个月对苏珊进行观察诊断，前后共计10多个小时，他认为苏珊感情强烈，易冲动，又很难调节、控制和把握自己的情绪。摩根博士在预审听证会上分析了苏珊的忧郁症及自杀倾向，他指出，如果苏珊本人走上证人席作证，她很可能会故意诋毁自己以求一死。被告方的赛摩尔·豪勒博士则告诉法庭，苏珊必须依靠抗压抑类药物的帮助才能出席旷日持久的审判。尽管如此，霍尔法官最后裁决庭审按预定的日程进行。

小插曲之一：联盟地区财政部官员戴尔·鲁宾逊有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联盟属美国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政府税收也不高，每年用于公诉方聘请专家证人的拨款只有6万美元。而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曝光率的案子，苏珊·史密斯的审判费用总计将在5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戴尔·鲁宾逊担心地区财政支撑不了这个案子。不久，联盟地区财政部开始收到了汇自全国各地的面额不等的支票，其中一张70美元的支票寄自“一个关心你们的小镇”，那是蒙大拿州波士沃兹镇的居民们集资寄来的。后来戴尔·鲁宾逊和托马斯·波普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告诉人们不要再寄钱了。

为了节约经费，法官威廉·霍尔安排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六开庭六天，陪审团的候补陪审员也从六名减到了两名。

1995年7月10日，星期一，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在联盟地区法院正式开庭。这座由著名建筑家洛博特·米尔士设计的法院大楼建于191年。洛博特·米尔士也是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纪念碑的设计师。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在法庭的二楼，旁听席共有1排座位，是南卡罗来纳州最大的审判室之一。前排靠两侧的座位分别划给苏珊家人和史密斯家人。本案审理期间，法庭内座无虚席。但由于年代久远，设备欠佳，法官、律师和证人发言时必须靠话筒很近，否则旁听席就听不见。楼板也吱嘎作响，以至于霍尔法官不得不作出严格的规定，禁止任何人在审理进行时擅自离座走动。

挑选陪审团成员的工作一共花了六天。先从50名候选人中筛选出55人，再由双方律师逐一审议。许多候选人明确表示他们对死刑持否定态度。最后选定的1人中大部分为蓝领阶层，也有少数店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几乎所有7名白人陪审员——五男二女——全都认识被告或其家人朋友，或某位证人，但他们表示将不为感情或友情所左右，不带任何偏见，只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

1名陪审团成员中只有位妇女。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曾就此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组